郎咸平教授认为，中国企业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谁好谁坏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一起大幅度衰退的问题。以往专家、学者所倡导的是国退民进，但这不能解决国企问题。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中国总体竞争力(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指标组成)报告显示，2000年以前中国的总体竞争力大体与菲律宾、巴西、希腊等国差不多，但是2000年以后差不多跟捷克、匈牙利、波兰、泰国处在同一个水平，还比不上智利、比利时、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这些数据显示，这几年民营经济似乎不能带动总体竞争力的发展。
　　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

郎教授认为是我们经济体系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
一、自由竞争并不总是好的
　　我们过去总认为自由竞争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些思维简单的专家学者们也不断提倡这个理念。但是自由竞争总是好的吗？
　　自由经济泛滥的第一种现象——低水平重复浪费的恶性竞争，使得资源被大量浪费。
　　举个例子，如果在美国你开发出来一个新产品，大家都以股东身份给你投资，你就能越做越大，这是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功能。但是中国企业不是这样的，中国企业的现状跟Chinatown(唐人街)一样，在纽约、洛杉矶、伦敦到处都有Chinatown，当你把一家餐厅做好了之后，其他人不是一起投资你的餐厅，跟你一起做大，而是在你隔壁另外开一家。如果做得好，又会有人跑到隔壁再去开一家，结果一定有人因做得好再开一家。突然之间Chinatown就有了一大堆餐厅进行互相竞争的局面，这就是中国企业的状态，也叫“饿狼现象”。这种竞争的最终结果会使得大家都无法生存。中国80%的民营企业的寿命年只有2.9年。恶性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现象比比皆是。
　　越想规规矩矩努力做好产品质量控制和研发的公司就越可能先被淘汰。中国企业不重视研发。每10万个居民拥有的有效专利数量，中国只有4件，排在37位，和马来西亚、泰国的水平差不多，但排名第一的卢森堡却有7094件。中国在专利生产能力指标(本国居民所获专利数量与企业研发人员的比率)的世界排名成绩为36位，和爱沙尼亚相当，而排名第一的韩国的成绩却是中国的57倍多，这充分说明了韩国三星等公司为何能够超日赶美了。
2.与国际接轨的困惑
　　如果你去问一个农民如何开闸灌溉，农民就会告诉你开闸之前要先挖沟渠，把水引到你需要它去的地方，缺水的农田不应是随便开闸的。什么是目前的国际化呢？那就是随意开闸让洪水漫流淹没了大片农田。难道我国大力主张完全国际化的专家学者不知道要先挖沟渠吗？什么是沟渠呢？法治化的游戏规则就叫沟渠。
　　目前国外资本市场对中国十分看好，但是为什么国际化越彻底大家日子越难过呢？为什么人均产值增加这么快，却没给老百姓带来更多实惠呢？因为这个产值很大一部分是外商投资的。根据资料统计，每年以合法利润形式流出中国的资金就高达2000亿美元。现在问题出来了，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予了土地和税收优惠等，这些优惠最终形成了利润流出中国。如果优惠是给内资企业的话，这个利润——还有转投资的可能，也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不断的转投资可以创造出乘数效果。以江浙地区而言，乘数效果可以创造出数倍的产值。但是优惠一旦给了外资企业就往往最后会流失出去了，这样就再也无法通过转投资创造乘数效果了。
　　凡事有利就有弊。我以外资为例，美国麦肯锡顾问公司预测五年之后外资零售业将要占据中国80%的市场。如果恶性竞争成功，而且把中国零售业打垮了，那么五年之后会怎么样？
　　中国是一个法治化规则不健全的国家。中国在法律制度的建设上已经日臻完善，但是在执法环节上依然有一定的缺陷。我常挖苦中国的公司法，它不但引进了欧洲的监事制度而且又吸收了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但如此一来，中国的公司法就形成了监事与独立董事重叠的尴尬局面，而且这两种制度的同时存在，又会使整个公司法的实施形成内在冲突，最后，自然会降低制度的原有功效。
　　我们的大多数内资企业不但规模难以和大型外资企业并驾齐驱，而且我们的内资企业对外资收购还不甚了解，对收购的认识仍然显得有些幼稚。
　　在没有法治化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如果让外资企业随便准入、随便收购内资企业的话，比如零售业、金融业，或者其他行业，内资企业都会因为大欺小、强欺弱的缘故被淘汰。
　　与国际接轨到底接的是法治化的游戏规则。如果没有把这套游戏规则引进来，反而把那些表面现象引进来，包括零售业、银行、服务业等等产业的开放，那无异于是引狼入室，纵容外资企业大举进攻中国市场。目前内资零售业、金融业、服务业和其他产业在国际化浪潮之下陷于困境的原因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国际化之前“放开水闸而没有挖沟渠”。
　　但是又有专家学者说我们的金融改革是不得不做啊。做当然是应该做，但是我们的改革要三思而行。比如说央行曾经宣布人民币汇率要灵活浮动，要跟国际接轨，而且央行要把汇率波动的风险转移给企业承担。美国、日本和欧洲为什么可以实施浮动汇率制度？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司大部分都知道如何对冲外汇风险，中国的公司有多少知道如何对冲外汇的风险？中航油已经算是不错了吧，但是一出手就惨败而归，其他的公司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下还奢谈浮动汇率是不切实际的。
　　既然很少有中国企业知道该如何对冲外汇的风险，你怎么敢把风险给企业承担呢？而且中国是加工型的制造业大国，平均利润可能还不到5%，汇率的小小波幅就会把利润全部掏空，所以这么重大的汇率改革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是很重大的，并不是只要一执行就是与国际接轨。不要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却完全不知道浮动汇率的背后是要有配套措施的。
3.浮躁和投机取巧的心态
　　郎教授在《标本》一书中特别指出，中国的地产企业负债过多、风险过高的问题。我们的企业家肯定认为高负债是很正常的。但郎教授认为这恰恰是民族企业家的悲哀，因为我们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万科的王石每次演讲时，都不忘讲到香港的新鸿基，他说新鸿基比万科大100倍。事实上，香港的地产“四大天王”：新鸿基、恒基兆业、新世界、长江实业，最少都比内地的同行业企业大100倍。而且香港的法治化建设比内地好得多，信用体系也比内地健全得多，因此它们应该更有能力去借钱？内地的上市公司负债比高得惊人，而它们的平均资本负债率只有20%，经营战略保守得多。
　  中国的企业为何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呢？这和一些中国企业家特有的浮躁和投机取巧的心态有关。他们总想迅速的做大做强，而不注意企业经营细节的优化。他们所谓做大做强的最迅速而且投机取巧的方法就是通过负债融资，而这也是为何我国企业的负债率之高恐怕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原因所在。
4.认不清行业本质
　　郎教授在《思维》一书中指出，观点、资金、人才和技术其实已经不再是现时企业主要的问题了。它们虽然是企业成功的三要素，但更重要的是符合行业本质的战略指导思想。怎么理解呢？
　　最近一些日本企业相继衰亡，包括日本日产、三菱集团、索尼，都出现过极大问题。从日产到索尼的变化你就看得出来，他们要挽救公司，要重新取得它的竞争优势，它所改变的既不是我们国内企业要上市、要融资，也不是技术升级，也不是寻找人才，不是说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一个能够符合行业本质的战略思想，日本人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郎教授认为，任何不符合行业本质的政策都会遭致失败，例如以前政府所推出的“市场换技术战略”，最后结果却是市场丢了，技术也没换来。
　　郎教授还针对我们当前大力推行的产业升级发表看法，认为我们一味强调产业升级亦可能是错的，为什么呢？西班牙的纺织业水平比中国落后好多年，那里有些工厂还在使用我们上一辈那个时代的脚踩缝纫机，但人家不但超越了咱们，还超日赶美，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握了纺织业的行业本质，而我们的政策制定则没有把握行业的本质。
　　有些人认为，国内大多数企业应该还是很清楚行业本质的，否则他们如何生存呢？但是郎教授则认为我国大部分企业家是不知道行业本质的。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对行业的本质是什么无法回答。
　　很多人认为郎教授对中国企业与企业家们的看法是挺悲观的。但郎教授并不这样认为。郎教授认为批评企业，并不表示我悲观；大家应该把我的批评当成严厉的期许。

    在竞争过于激烈，国际化深化，企业风险加大，以及企业家和企业政策脱离行业本质的种种压力之下，我们企业家怎么可能好过？

                                             （本文根据郎教授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核对。中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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